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
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
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的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敬请关注。
《智利之战》剧照
2017年8月，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一个关于纪录片的国际会议。会上的工作坊探讨如何以新媒体介入社会问题，有阿根廷学者发言批判现今阿根廷政府与财团控制的媒体沆瀣一气，废除“媒体法”，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进一步加深贫富分化。
会议之余，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所见，的确印证了那位学者的批评。路过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餐馆酒吧时，总看见门外不远，三五成群地躺着无家可归者。有的父母带着小孩，一家人挤在床垫上，帐篷外挂着锅碗瓢盆。而八月，是阿根廷的冬天。阿根廷同事Paula说，这样的人家，是最近因新自由主义政府削减对底层的福利政策而流离失所的。也路过在街心广场示威的人群，看样子是有社会主义诉求的底层/原住民。他们只能在这样的温度夜宿帐篷。然而转天，他们在此抗议过的痕迹便被抹得一干二净……贫困导致犯罪，我们的与会者中三人遭到抢劫，其中一例发生在旅馆大堂。
会议主办方安排参观了1976年阿根廷右翼军事政变后酷刑折磨、处决左翼人士的海军学院，如今成为纪念馆，承受着政府择时关闭的威胁。同事Paula的父亲有很多朋友在那场军事独裁恐怖中死去，她也因父母政治流亡而在巴西生活过十几年。1976至1983年军事独裁期间，阿根廷全国有六百多处非法绑架、拘禁、虐待、屠杀进步人士的私刑监狱，有五千人失踪，多数被注射针剂昏迷，运上飞机投入海里（智利导演帕特西奥·古兹曼纪录片《珍珠纽扣》里，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有类似暴行）。这些人包括进步的政治领袖、社会运动者、工人、劳工组织领导人、学生、艺术家等。还有五百多名在狱中出生的婴儿不知所踪，目前只找到120多位。如此血腥残暴的历史，如此之近（审判还在进行，这所纪念馆作为证据）。当站在曾是行刑室的地下室、在二楼逼仄的囚室试图寻找死者当初可能在墙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有强烈的窒息感……
智利导演帕特西奥·古兹曼纪录片《珍珠纽扣》
2018年已接近尾声，人们对1968的纪念与回顾令我再将目光与情感投向拉美。我并非研究拉美的专家，只是在阅读无数文献后，想将一部分被遗忘与遮蔽的历史呈献给读者。在拉美国家的1968年，玻利维亚师生工人游行反抗军事独裁；厄瓜多尔人抗议公共交通大幅涨价；委内瑞拉大规模学生抗议反对削减大学经费；智利警察逮捕大学电视台八位学生引发抗议示威；1968年学生与工人抗议，在巴西、乌拉圭、墨西哥都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这一年，墨西哥城主办奥运会，出现了举世震惊的大事：两位获得奖牌的美国黑人运动员Tommie Smith和John Carlos行“黑豹党”（Black Panther）礼，将美国“民权运动”带到国际舞台。然而，被忽略和遗忘的是墨西哥的学生抗议运动，数百名学生在1968年10月2日、奥运会开幕前10天在特莱特洛克（Tlatelolco）广场被军警屠杀。国内新闻噤声，国外媒体鲜有报导。抗议游行与军队暴力被新近设立的电影学院的学生导演记录下来，但关于此题材的电影直到1989年才初次在墨西哥公开上映，即Jorge Fons的低成本电影《红色黎明》(Rojo amanecer/Red Dawn)。由于审查，无法拍摄外景，公寓之外的屠杀都以声音（枪声）暗示，给观众足够想像空间，强化恐惧感。影片几乎被禁映，因多位墨西哥作家、导演、批评家集体公开抗议而得以上映，但被迫删减一些重要场景，如关于军队的镜头。 近期在美国上映的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 （Alfonso Cuar卡隆）新片《罗马》（“roma”为墨西哥城一上中产社区）也隐晦涉及当时军队及政府雇佣的打手对学生的屠杀，也提及“备战奥运会”，尽管影片情节语焉不详地设置于1970年。
作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主办国，墨西哥政府相当重视，大兴土木，想展示其作为一个现代的发展国家，而学生运动成为“抹黑”政府行动，时任总统Gustavo Diaz Ordaz（1964-1970在位）不遗余力镇压。墨西哥学生运动作为当时全球青年运动的一部分，受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鼓舞，看到改变历史新方向的可能性，也受到美国国内反越战、民权运动激励。此外，墨西哥大学生数量增长，但工作机会有限，学生抗议游行要求社会正义、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状况。运动获得劳工支持，但政府拒绝结构与政治变革，将抗议者的诉求去政治化，将他们描述为危险和具破坏性的、精力过剩而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因此他们在国内没有获得广泛支持和同情。墨西哥此前十年内已连续出现铁路工人、教师、石油工人、话务员、医生等的罢工游行活动，在1968年国内外形势下，此运动并非仅是“青年叛逆”。参与的知识分子与学生自视为“68的孩子”（hijos del 68）。屠杀令墨西哥的学生运动戛然而止，一代人陷于监禁、流亡与恐惧。1968后的墨西哥再也无法信任政治体系。直至2000年，政府关于屠杀的文件公开（执政党轮替使得人们有更大自由讨论空间），也出现更多关于此时期与事件的纪录与剧情片。
1968年8月13日，墨西哥学生上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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