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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0月底，焦裕禄来到堌阳公社的范场、牛场、李场检查秋收，与群众一起收红薯。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牛场12大队收过的一分红薯地里，复收出40斤。焦裕禄当场批评生产队干部：“1分地丢掉40斤，你们种了71亩，就丢掉28400斤，每人平均180斤，太可惜了！”

　　牛场12大队的现象是不是个例？焦裕禄随后又在其他一些大队参加劳动，发现同样的问题。他随即提出：“红薯丰产了，并不等于丰收，要发动群众认真复收。”同时，他向县委打电话，通报调查的情况。县委迅即向全县发出通报，要求全县引以为戒，做好复收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损失。

　　心连心——

　　实现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无缝”连接

　　在兰考的1年零3个月时间里，焦裕禄走遍了149个大队中的120个，却只留下4张劳动的照片，其中3张是偷拍的。兰考县委原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在兰考期间，发现并树立了许多先进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报道。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治“三害”、与农民促膝交谈、忘我工作的镜头时，焦裕禄不是转过身去留下一个背影，就是埋下身子躲避镜头。

　　焦裕禄认为，领导干部与群众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更不能摆拍。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把相机对准群众。”这句话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于当时的兰考群众来说，照相机无疑是神秘的，当记者对正在劳动的群众举起相机时，他们便知道自己留下了千年不灭的影像，劳动起来更加劲头十足。焦裕禄懂得群众的心理，更懂得将这种心理运用于实践。作为县委书记，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也知道百姓心里的好干部的形象——脚印永远比脸蛋更重要。

　　焦裕禄是个实干家，在把“三同”工作法运用于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他关注的是工作的效果，力戒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胡集大队在种植泡桐时，有人赞成植树造林要弄个样子给别人看，做到纵横成行、整齐划一；有人认为不应追求形式上的美观，应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焦裕禄认为当时兰考的形势任务是度荒救灾，发展泡桐要“先顾吃饭，后顾好看”。对于已经种下去的单株独苗，他建议不再挪动，先保证树苗成活，“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不讲究形式。三五年以后，泡桐成长起来了，风沙治住了，便于机耕的农桐间作体系形成了，再考虑营造美化城乡的观赏植物”。

　　“把相机对准群众”“先顾吃饭，后顾好看”，焦裕禄把这些务实的理念与“三同”工作法紧密结合起来，使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拧成一股绳，不仅成为指导兰考植树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原则，也对全县的其他各项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怎么样，群众身在其中，自是最了解。而如何实现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所观、所感、所知的“无缝”连接，是自古以来执政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焦裕禄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得他与群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共同语言。可以想见，这样的县委书记，还用得着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吗？毛泽东说，领导干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领导干部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会被群众当亲人。

　　直到今天，提到焦裕禄，兰考的很多群众依然一口一个“老焦”地诉说着。在他们心里，焦裕禄不是“官”，而是朋友、亲人。事实也证明，群众视干部如亲人，干部就有威信，也就有了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领导干部若长期坐在办公室，很容易滋生“老子天下第一”的观点，而忽视群众的创造伟力，进而与群众形成隔阂，最终忘记群众的疾苦，丧失自己的初心。焦裕禄运用“三同”，恰恰消除了领导干部这些潜在的危险点，为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