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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创注：据网易财经、新京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于今日中午去世，享年91岁。

褚时健生前履历

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农民家庭；

1979年10月，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第一车间”革命、“三合一”体制建立；

1988年，“红塔山”成为玉溪卷烟厂第一品牌；

1990年，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

1993年11月28日，云南红塔山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1995年2月，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

1995年9月，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996年12月-1998年，被隔离审查；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年，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2001年5月15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

2011年，刑满释放；

2012年11月5日，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

2018年1月17日，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成立仪式，褚时健独子褚一斌担起褚橙重任，牵头组建股份公司任总经理，90岁高龄的褚时健任董事长一职。

褚时健如何带一帮农民种出世界一流的橙子？以下内容由创业家摘编自《褚时健传》。

在褚时健决定做农业的时候，亲友们除了觉得农业本身很辛苦外，还有一层担心就是，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农民们大都不懂市场经济，不太理解市场商业行为、不理解契约精神，不习惯在工业化的流程里待着；褚时健要挂帅带着一帮农民，投资千万做一件五年后才见效的事。——褚大爹，您准备怎么搞？

让“移动”的农民定下来

第一年褚时健就尝到了“厉害”。最开始到果园做工的有30多户，其中20多户是老农场留下的农户。这些农户的统一特点是长年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可谓一穷二白。所以在心态上，这些农户随时把自己处于“移动”状态，哪里挣钱就去哪里。第一年春节前夕，好几户农户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卷铺盖携家带口走了，给其他农户留下话说：“搞不到吃的，另外找活儿干。”褚时健只好让作业长们四处寻临时工顶上。

更糟糕的是农户们对于褚时健标准化的种植方式很不理解，有的农户因为文化极低，连农药喷雾器上的刻度数字也无法看懂，必须作业长手把手教，或者直接用笔在瓶子上画上粗粗一道线这种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指导。

在农户看来，这很难接受，他们从小都是跟着父辈凭经验和感觉来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有虫打虫，天干淋水，哪里来这么多规矩？但褚时健的要求却都是数字化的：深挖地要到多少厘米、株距行距是多少数字、农药喷打是多少量、剪枝是哪一个时间段、剪枝要剪到多少量、平均一个果大概有多少树叶搭配才科学，否则要控梢……农户们读书时也未见过如此复杂的数字，更何况要全部记下来并且执行到位，这实在太难。

褚时健对此的方法是强行执行：一方面，年复一年地培训农户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具体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强化作业长们的带头作用，农户学习培训的每一步，都要有作业长带着走。与此配合的，则是精细到家的奖惩制度。北大黄铁鹰教授曾经就褚橙的生产经营案例做过研究，他录下了这么一份2013年褚橙基地的工作计划：

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一二三年生树按3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

春季修剪不到位，树冠内堂通风透光不好，检查时扣预支生活费100~200元。

在焚烧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干枯枝时，若烧着果树，扣预支生活费50~100元。

顶果工作检查，发现坠地果以50个为基数扣预支生活费20元，每增加10个多扣5元。

除草剂危害果子检查，以5个为基数扣5元，每增加5个多扣5元。

日灼果检查，发现未用纸包裹的，以5个为基数扣5元，每增加5个多扣5元。

在花芽现蕾时，要用0.2%的磷酸二氢钾+0.15%的硼砂喷花。

在盛花期，根据花量每株补施氮肥70~100g。

第一次生理落果结束后，要用30~40ppm赤霉素保果；在70%以上的树开始

第二次生理落果时，用50ppm赤霉素保果。打完保果剂，每隔7~10天用手动式喷雾器喷一次800倍多丰素+1000倍钙田力。同时剪除树上干枯枝及流胶病枝，并集中烧毁。

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

施肥沟，深30厘米、宽20厘米、长80~100厘米，每株施有机肥7.5公斤+复合肥0.3公斤。

——繁复，精细到角落的数字。看得出来，褚时健是用细到不能再细的条文约束农户们必须往工厂化管理的方向上走，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一次褚时健到果园巡看果树，发现树上有一种先期打药本该灭干净了的虫子，马上把质保主任叫来：“这是什么？”质保主任慌了：“打药了呀。”褚时健叫他把当时打药的一些工具收上来查看查看，拿过来一看，褚时健火了：“制度上写得很清楚，树长到3米以上，树体很大的情况下，要更换大的打药机，你这么一些小小的喷雾器怎么行？工作这么马虎，你对谁负责？人家看着你是打药了，其实一点作用不起！”

80多岁的褚时健平素和蔼，严肃起来还是很凛然。最后褚时健一摆手：“我看这件事你不要搞了，换人。这种事开不得玩笑。”

经过几年的制度化管理，道理讲通了，农户也都明白和理解了褚时健的做法。一名农户在果园碰到马静芬，马静芬问：“干得咯开心？”（云南话：“干得开不开心？”）农户说：“开心的嘛！你赶我走我都不走。”

农户的开心主要在于收入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褚时健说：“农民不太懂条文契约精神，但是他们有坚定的感情契约。”早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褚时健就不遗余力地对种植烟叶的烟农给予各种补助。他的道理很直接：把利益共享问题解决了，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