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何雨珈：如何做一名自由译者？首先保护好自己的权益(2)
时间:2019-04-08 16:47 来源:百度新闻 作者:巧天工 点击:次
还有一位老先生是王佐良，大概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他翻译的培根，我觉得特别精彩，好奇这是谁写的文章。后来知道他是北外的教授，我就想考北外，不过后来知道他95年就过世了。但是他真的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经典，英文诗歌翻译了很多，都很棒，而且他的研究做得也很多，英语文学理论建树很高，特别是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如果是比较新的，我很喜欢刘宇昆，不过这是中翻英的；陈以侃我也很喜欢，不过他的主要身份是书评人，之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后来也出来做自由译者和撰稿人了。 澎湃新闻：你翻译书籍的类型很多样，对翻译的书籍，你会用什么标准来选择？ 何雨珈：一开始，我有什么书就翻什么书，因为我那个时候活不够。适逢《纸牌屋》的编辑问我要不要翻小说，尽管那时候，我的兴趣已经从小说转移到了非虚构作品，但我立刻说“要翻”，因为我很喜欢同名美剧。后来又翻了迈克尔·麦尔的一些作品，还有《鱼翅与花椒》，再后来又翻了小说《伯纳黛特，你要去哪》。这本虚构小说一开始是我朋友把原版从纽约带回来给我的，是很浪漫的故事，很美好的小说，我觉得是这本书找到了我。因而尽管现在我翻译的非虚构作品比较多，但遇到了自己很中意的小说我也不会拒绝。我一般会先看编辑发给我的样章，如果我觉得语言特别得合眼缘，而且时间上可以调整开来的话，我就会翻。 现在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女性主义文本，我也会欣然去翻译，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非虚构的写作者中，迈克尔·麦尔、何伟他们都是男性，但近日出版的《看不见的美国》的作者是女性。这本书的写作有不一样的深度，还有更为温柔细致的视角。它写了13个人群，以细腻生动的女性视角，描绘啦啦队员、女卡车司机等一些人群，写出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幽微。
除此之外，我对书有一些标准，比如这本书一定要是有营养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翻过一些，比如《希拉里的领导力秘诀》，尽管这本书我在翻译中也积累了经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确实是觉得它的营养欠佳，里面有一些拼凑的东西。其次，语言一定要好。当然我也有遇到过，看样章觉得很有眼缘，语言特别好。但后面全部都是重复，全部都是不知道在写什么，这种我真的很痛苦，但自己挖的坑，跪着也要走完。至于其他方面，我对具体的领域和内容没有特别的挑剔。 澎湃新闻：你翻译的书籍类型中非虚构的作品居多。请问在翻译这些非虚构的过程中存在些什么困难吗？又是如何克服的？ 何雨珈：我之前翻译过《鱼翅与花椒》，这完全在我的翻译“舒适区”内，她描写的内容完全是我熟悉的，而且我和作者沟通也特别多，她有微信，也懂中文，有时候她会用中文和我解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有的话就是特别容易饿吧，然后长胖（笑）。但是《看不见的美国》里面涉及了很多美国文化的东西，作为美国人写给美国人看的作品，很可能身处文化之中的人才能明了其中况味。比如其中讲到了美国三条移民的线路，作者将其描摹比拟成河流。起初我以为作者写的真的就是三条河流，但一直查不到是哪条河流，后来我查了美国移民的相关文献，并查到了作者的email，然后发邮件向她请教确认，才最终将此问题确定了下来。这也是我喜欢非虚构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作者都活着，而且很好联系。 除此之外，《鱼翅与花椒》写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可以和作者商量如何将它翻译得更适合中国人阅读，在英文原文中，解释了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名物，例如苍蝇馆子等，这些我们在中文版中就不必解释，可以翻译得更为本土。换而言之，这本书的翻译可以做一些比较自由的规划。然而《看不见的美国》一定会带上美国文化和语言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无法规划翻译，在翻译时，我肯定想尽量保持“美国味道”，但又不让中文读者看着太晦涩，不顺畅，所以我一直字斟句酌，在翻译中不断考究语言。其实《看不见的美国》是在《鱼翅与花椒》之前翻的，那个时候不太成熟，当然现在也没有很成熟，所以在翻译完《鱼翅与花椒》之后，我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并改了曾经不成熟的翻译，但有些不成熟的痕迹我没有改。这些处理改动，肯定有些读者会很喜欢，有的不喜欢。我很希望听到读者的想法。 但这些困难，包括翻译《看不见的美国》时遇到的障碍，对我而言都不是困难，而是乐趣。例如，本来我不清楚“三条河”，然后当我把它查出来的一瞬间的过程是很开心的，查出来的那一刻真的好有成就感！ 一场车祸成为自由译者的契机 澎湃新闻：本科学英语，研究生学新闻你是因何契机开始从事笔译的？ 何雨珈：我本科毕业遇到车祸，躺在床上开始翻译书（我认为那时候笔译生涯就算开始了，那时候翻的是一些女性主义小说），之后我去港大读书，遇到了迈克尔·麦尔，他是我们的老师，我很喜欢他，于是港大毕业后翻译了他的《再会，老北京》，这是我笔译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开始从女性小说转向非虚构作品。和迈克尔一起在北京宣传《老北京》，恰好《纸牌屋》的编辑也参加了一场发布会，他找到我，希望我翻译《纸牌屋》。这本书虽然我翻译得不算很出色，但这算是第一本畅销书，让出版业更多人知道了我。 尽管最终没有从事新闻行业，但我仍认为，我在新闻专业的学习，有诸多重要的收获。第一个收获，虽然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确实如此，就是新闻使我更多关注纪实类作品，非虚构类的文字。在新闻专业读书时，我很喜欢非虚构的特稿写作，还喜欢描绘城市的书籍，例如乔治奥威尔笔下的缅甸，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以及何伟的《江城》。我很早就开始阅读何伟的书了，不仅关乎其内容，而且还和他特殊的文字笔触有关。在我读书时，我们会把他的作品作为重点材料加以阅读。第二个收获是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新闻，不喜欢那种过于实在的感觉，以及新闻业中“我”和“采访对象”的“工作关系”。 澎湃新闻：港大毕业以后你做过一段时间老师，那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下定决心做一名自由译者？ 何雨珈：一开始我回四川后，我爸妈觉得做自由译者特别不靠谱，就一定要让我找一份五险一金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成都某高中当老师了。我非常喜欢上课。我全心全意地和学生们分享关于英语的知识，学习语言的方式，他们也给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会试着去告诉他们，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途径，让自己可以用新的方式欣赏、看待这个世界。但除了上课以外，可能因为我比较自由散漫，体制内的其他方面就不太适应，所以就和家里人磨，最后还是辞职了，开始了我自由自在的译者生活。不过直到近一段时间，父母看到了外部的赞扬，才觉得自由译者是一个ok的职业。 澎湃新闻：自由译者的生活会孤独吗？会不会和你想象的生活有所不同？会不会有缺少社会关系的问题？ 何雨珈：此前我从未想象过自由译者的生活，我是因为车祸才开始做翻译的。有些自由译者老师很沉稳内敛，但我很喜欢在人群中插科打诨，而当我读到好文字的时候，我会特别激动，打电话发微信语音给朋友分享。在我翻译《鱼翅与花椒》的时候，我在家特别安静，全身心沉浸于其中，我先生在旁边看书陪着我，有时候我会对他说：“这里写得好棒啊！”“这里翻译得真棒！”所以可以说，翻译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躲在作家背后，身处非常安静的角落，工作时我觉得特别充实，不会有孤独寂寞的感觉。躲在作家背后的安静角落和我热爱表达，这并不矛盾，我很喜欢这两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我。此外，因为我比较开朗，我会为自己喜欢的书吆喝，出来抛头露面，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它们。 不过我日常的状态是一个人在家中待一整天，这种生活的比例更高一些，而且我也更愿意待在家里一整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自由职业者这个群体。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需要有意思的朋友，刚刚你说到的“缺少社会关系”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注意到，所以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趣味相投的朋友圈，这个圈子其实特别小。但是如果你让我在职场，可能第二天我就受不了了。如果让我在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整天，和待在家里翻译一整天，这两个中做选择，我会觉得出去和朋友玩更累，我更享受自己在家里翻译书。但我也有自己的表达欲望，可以和一拍即合的朋友分享。我现在想说，这是我主动选择的生活，把社会不好的一面屏蔽了，能够拥有这个权利是特别幸福的。 澎湃新闻：有些读者对翻译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对你的翻译提出严苛的批评，对此你的看法是？比如对《伯纳黛特，你要去哪》，有些读者认为翻译中出现了过多的网络用语。我也查阅了一些对这本书的评价，有一些人会觉得活泼过头了，有些人会觉得很可爱。 何雨珈：但是这个小说英语原文里面，就有很多的网络语言，比如很多缩写。比如LOL我能翻译成“大笑捶地”吗？有些地方说“cute”，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说出来的，肯定要说“很萌”啊。根据语境经常需要网络用语来翻译。甚至有些人认为我的翻译太跳脱了，语气词太多，可是实际上我当时读到的感觉就是很活跃的，而且我认为翻译应该把自己读文本时候的感觉传递给读者，所以我这么处理。尽管我每次都尽力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但对于翻译，我永远都会觉得有遗憾。虽然我一直强调译者应当隐身，但同一译者，读同一本书，在不同的阶段，感觉还是会特别不一样。比如翻译选词，在翻译的那个时间段，你所有的选词都是在你所熟知的词汇里面抓取。但是如果你交稿之后，你又读了其他的书，或者又有了新的感受，就像我经常在家里突然意识到了某个地方翻译错了，或者是某个地方理解错了，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我可能对某个原文的理解更为精准了。 读者的爱好众口难调，但我一直坚持两条标准。首先，我希望尽量传达我读这本书的感觉，至于读者是否喜欢我读到的感觉，我有时管不了那么多；其次是我希望自己翻译出来的作品有中文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中文读者所接受。翻译过程中肯定无法逐字翻译，因为中英文在语序用法方面毕竟有很大不同，所以我更希望自己的译文读起来流畅生动，这是我理解的信达雅中的信。 说起评价，让我最开心的评价是，有读者说“一开始我以为是用中文写的”，或者有些人不太注意译者，他会直接说“作者写得真好”。早先有人评价《纸牌屋》说像机器翻出的，那一刻真的好难过。还有《伯纳黛特，你要去哪》的评价里，有人说“看到何雨珈的名字就知道我不会喜欢”。如果是三四年前，我肯定会很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会转念一想，既然我已经成为别人非常讨厌的译者，那说明我还是积累了一定的作品的嘛，能让他非常讨厌。 现在我更害怕在意的是，被读者揪出硬伤，比如没有任何解释余地的错误，比如别人写240万，你翻译成24万。因而对于那种特别认真读了文本来讨论的，我只要看到，都会很认真地接受、回应，从而促进自己，避免下次类似的错误。 澎湃新闻：你能不能给其他的自由译者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什么自己的个人分享？ 何雨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我接触的自由译者都是很热爱翻译的。如果一定要给的话，首先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权益，有问题直接和编辑交涉，不要受欺负。如果还没有争取的资本的话，那就先默默地翻。其次就是要做自己开心的职业，如果你觉得自由译者不开心，对物质生活有要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换一个职业。最后就是一定要自律，要有固定规定的时间。我一般上午从五点半开始翻译工作，保证四五个小时的翻译时间。下午的话，如果有朋友约我，我会出门活动。在保证上午翻译时间的情况下，下午和晚上我会灵活一些，如果一天都在家里的话，那我就会不停地翻译。 对我而言，做一名自由译者，并不是在所谓的“坚持”做某个工作，因为喜欢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刻意坚持。而且我的经济压力一直不太大，我对物质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此外，我和编辑的关系也很好，我会把他们当成朋友，平时交流很多，比如互相推荐书。在需要译者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我。 (责任编辑：波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