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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昌与彭德怀在南县的这次谈话，对彭德怀投身革命实践，特别是从事兵运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南华安特委的支持下，彭德怀按段德昌提出的“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于第1团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彭德怀为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李光是特委派到1团工作的，公开身份是彭德怀的勤务兵，实际是特委的秘密交通。不久，党支部吸收李灿、李力入党，1团支部增至6个党员。

这时，师部办随营学校，差一个校长。彭德怀推荐了他的湘军好友、一年前去黄埔军校深造的黄公略。1928年春，黄公略由粤回湘任随营学校校长。令彭德怀喜出望外的是，黄公略已在黄埔秘密加入共产党，而且还带来了两个党内同志，一名贺国中，一名黄纯一，他俩分别任随营学校教育长和大队长。

南华安特委决定1团成立了党委，彭德怀为书记，下辖1团、随营学校两个支部，邓萍、黄公略分别为支部书记。1团党委的建立，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1928年6月中旬，独5师移驻湖南平江县，任务是“剿灭”农民运动。彭德怀组织1团党员，发挥士兵会会员的积极作用，监督反动民团，制止他们残害群众，把镇压革命的1团变成了保护革命群众的1团。

根据段德昌“逐步发展到全团，乃至于全师”的建议，彭德怀召开1团党委会密商，由彭德怀侧重做军官工作，其他党员侧重做士兵工作，上下配合，力争在2团、3团培养一两个进步连，以1团为核心，在情况有利时争取全师起义。彭德怀将1团要害部门和营、连兵权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由邓萍任团部书记官，张荣生任1团传令排排长。黄公略等人到任后，很快控制了随营学校。接着，彭德怀又推荐黄公略任3团3营营长，黄纯一到1团3营9连任连长，逐步加强共产党员对部队的掌控。

7月18日，彭德怀得到密报，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当局已下达逮捕令。当晚，彭德怀与湖南省委特派员、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以及1团的几个党员密商对策，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立即举行起义”的主张。

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7月22日11时，全副武装、颈系红带的1团800勇士，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越过汨水浮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占领了平江县城。24日，起义部队2500余人成立工农红军第5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

彭德怀用实际行动回报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段德昌：把一支旧军队转变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湘军纠集6个团的兵力围攻红5军。8月1日，彭德怀率部撤出平江城，转战于湖南平江、浏阳，江西万载、修水、铜鼓，湖北通山一带，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会合，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其余部队在黄公略的领导下，继续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1929年8月下旬，彭德怀率红5军返回湘鄂赣边根据地。1930年6月中旬，遵照中央指示，成立红3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下辖5军、8军两个军。7月4日指挥红3军团一举攻占岳州（今岳阳）。

占领岳州的第三天，彭德怀得报，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段德昌红军，派两条小筏子过江来侦察敌情。他当即指示在战利品中调拨一小船盐巴和弹药给洪湖红军，以“感激段德昌，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

那次在南县同彭德怀分别后，段德昌回到鄂西，重建了中共公安县委，任县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荆江两岸的革命火炬，组建鄂西赤卫大队并任大队长，创造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游击武装迅速扩展到5000余人，遂改编为红军独立第1师，段德昌任师长。1930年2月，部队扩编为红6军，段德昌任副军长（后任军长），与政治委员周逸群率部驰骋荆江两岸。后与贺龙领导的红4军在公安会师，组建红2军团，从此段德昌与贺龙并肩战斗，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成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的主要要创始人之一。

1931年，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段德昌担任由红6军改编的红9师师长。由于中央代表夏曦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导致洪湖苏区丧失，红3军被迫于1933年初转移到湘鄂边区，部队由2万多人锐减至3000余人。段德昌对此痛心疾首，坚决抵制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作法。夏曦不仅不改弦易辙，反而不顾贺龙的强烈反对，将段德昌诬为“改组派”强行逮捕。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错杀于湖北巴东县金果坪江家村，年仅29岁，临刑前他振聋发聩地高呼：“要杀我就用刀吧，留下子弹打敌人!”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彭德怀知道了段德昌牺牲的消息，但牺牲原因直到中共七大前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才真正弄清楚。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彭德怀也参与其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任弼时对段德昌被害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彭德怀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

随后，毛泽东郑重地提议为段德昌平反昭雪。毛泽东早年与段德昌相识，很欣赏段的军事才能，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段德昌在创建洪湖苏区时领导的游击战争大加称赞：“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持续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出席。毛泽东担任主祭，并题挽词：“死难烈士万岁”。段德昌在受祭之列，这是他被害后首次享受组织的祭祀。彭德怀默默立于队列里，向段德昌等革命烈士垂首致哀。

为纪念段德昌，学习段德昌，在党的七大以后，彭德怀就将他的入党介绍人，由过去的南华安特委明确为段德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褒扬为共和国的诞生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毛泽东亲笔签发的共和国“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就是颁发给段德昌的亲属的。

1955年，解放军授衔。彭德怀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向毛泽东汇报授衔筹备情况，当彭德怀又一次谈到段德昌的情况时，毛泽东竟潸然泪下，汇报不得不中断，改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