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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发表了一篇由尼克松助手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起草的演讲，指责媒体存在自由主义偏见。据说尼克松对他的幕僚表示：“对我们来说，鼓动新闻界是一种很好的政治行为。”阿格纽称，媒体代表着“一种在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对美国舆论权力的集中”，由“读同样的报纸”和“不断地相互交谈”的人组成。

1970年，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观察到：“媒体对阿格纽的评价不受控制，但没有人能质疑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Agnew)个性的力量，也不能质疑他讲话的影响力。”新闻学者再也不能忽视阿格纽了。历史学家马修·普雷斯曼(Matthew Pressman)在《论新闻：塑造新闻的自由价值观》(On Press：The LiberalValue That the News)一书中指出，对21世纪新闻危机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从消灭斯皮罗·T·阿格纽(Spiro T.Agnew)的幽灵开始。

对普雷斯曼来说，现代新闻编辑室崛起的关键时期是1960年至1980年之间，阿布拉姆森称其为“哈伯斯塔姆的黄金时代”，其标志性特征不是自由主义偏见，而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释取代了传播，对抗主义取代了尊重。1960年，《纽约时报》关于总统选举的十分之九文章是描述性的。到1976年，半数以上的文章是解释性的。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电视崛起的结果，那些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可以看电视，所以报纸必须提供其他的东西，这部分是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后果。

1953年，电台评论员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表示：“麦卡锡的崛起迫使正直的报纸发展出一种报道形式，将像麦卡锡这样的人必须说的话放在上下文中。”五年后，《纽约时报》增加了“新闻分析”作为新的报道类别。196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公报》(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这样评论道：“很久以前，新闻报道就像录音机一样，现在则完全不同。整整一代人的经历教会了我们更好的东西——希特勒和戈培尔、斯大林和麦卡锡、自动化、模拟计算机和导弹等。”

普雷斯曼坚持认为，这些变化不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但它们产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一开始，主要的保守派都同意这种观点。1967年，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写道：“把记者的偏见排除在报道之外是值得称赞的。将他的判断力排除在报道之外，可以保证真相不会被阉割。”

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后，克里斯托改变了他的观点。他在1972年抱怨说，记者们现在“与社会和政治秩序(即他们所说的‘当权者’)长期对峙。”1975年，在“水门事件”之后，克里斯托坚持认为“今天的大多数记者都是‘自由派’。”

就这样，保守派对媒体的攻击断断续续的发生，直到特朗普主义（Trumpism）诞生。他认为《纽约时报》是失败的、CNN报道假新闻、媒体是人民的真正敌人等，以及以一种革命吞噬其长者的方式于12月份关闭了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的《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特朗普曾在Twitter上发帖称：“可悲而不诚实的《标准周刊》破产了，停业了。愿它安息吧！”

19世纪50年代，麦卡锡和电视对新闻业的影响，20世纪初特朗普和社交媒体对新闻业的影响都是：改变规则。“哈伯斯塔姆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他所说的“新闻业的巅峰时期”，大约在1980年结束了。阿布拉姆森在《真理的商人》一书中的分析始于新闻业的低潮（2007年），也就是Facebook推出News Feed后的一年，“一切都开始崩溃的那一年”。

《真理的商人》并不仅仅是受到《强大的力量》的启发，它甚至是以后者为原型的。阿布拉姆森的书遵循了哈伯斯塔姆的结构，模仿了它的风格，记录了少数几家全国知名媒体机构的历史。在她的例子中，包括BuzzFeed、Vice、《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人物描写和报道场景的驱动下，出现交替章节。

这本书充斥着很多流言蜚语和浮华，包括关于餐馆、权力机构的细节，以及关于结构变化的重要见解，比如网络和社交媒体是如何将报纸“分拆的”，以便让过去习惯于浏览放在前门廊上厚厚报纸的读者，也能在他们的手机上观看新闻报道。阿布拉姆森说：“现在，每一篇文章都放在自己的页面上，在那里它有独特的URL，可以被分享，并且可以快速传播。这使得新闻报道而非报纸处于相互竞争状态。”

纸媒电子化历程

这段历史记录了错失的机会、错误和艰难吸取的教训。早在1992年，《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内部报告就敦促推出一种“电子产品”。报告中称：“《华盛顿邮报》应该走在这种趋势的前沿。”拉斯布里杰（Rusbridger）写道，早期，《卫报》开办了新媒体（New Media）实验室，这让许多人感到很无聊，因为当时“只有3%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这种情况与《卫报》自己的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同。

1996年，《卫报》的一份商业计划得出结论，重点依然是纸媒。《伦敦时报》(London Times)编辑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预测：“互联网将在舞台上昂首阔步一个小时，然后在规模较小的媒体中占据一席之地。”2005年，《华盛顿邮报》失去了对Facebook投资10%的机会，正如阿布拉姆森指出的那样，Facebook的回报将使该报赚得盆满钵满。

华盛顿邮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唐·格雷厄姆(Don Graham)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就这笔交易达成了口头协议，但当扎克伯格为接受更好的报价而退出时，格雷厄姆出于对一位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的好意，干脆地解除了约定。第二年，《华盛顿邮报》对两位政治明星记者提出的建立分拆网站建议不屑一顾，而他们随后创建了Politico。

艾布拉姆森写道，《纽约时报》拒绝了早期投资谷歌的机会，曾对其失败的商业模式嗤之以鼻，包括增加Thursday Style的版块以吸引更多的高端广告收入。时任该报编辑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说：“如果奢侈色情是拯救巴格达分局的救星，那就随它去吧！”

比《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未能做到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么多事情，不是由他们自己的编辑决定的，而是由Facebook和BuzzFeed的高管决定的。如果说新闻业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它基本上不是由记者和编辑，而是由科技公司重新发明的。在艾布拉姆森令人痛心的讲述中，这些事件更像是一系列幼稚的特技，而不是公共服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