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第三电影”与拉丁美洲三十年的“燃火时刻”(2)
时间:2018-12-24 12:12 来源:百度新闻 作者:巧天工 点击:次
| 尽管本地与国际媒体试图将拉美的青年运动阐释为对欧美学生运动的模仿，拉美有其特殊历史与政治背景，经济与政治因素成为更主要动机，结合了强烈的反资、反帝倾向。南美独裁政权的经济政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为解决通货膨胀，裁减预算，降低工人最低工资，残酷镇压罢工。而工人、农民极度贫困，失业率高。战后大学教育迅速增长，拉美1955-1965年间大学生数量增长100%，而教师数量与基础设施无法匹配，经济也无法吸收大量毕业生，年轻人前景渺茫。巴西社会学家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1932-1997）1970年认为学生不满的结构性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扩张与工业化的不对称，六十年代中政府又推动缩减大学规模，而大学学费昂贵，高等教育为少数人特权，阻断社会流动性。巴西的抗议游行活动始于1968年3月，至6月23日，里约数千抗议者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6月26日，十万人游行；8月，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学生领袖、镇压游行。巴西的学生与工人中，出现《资本论》阅读小组与毛主义小组，促使个人改变与政治和社会觉醒；个人层面，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成为更好的人；社会层面反对教育私有化，反对新殖民主义及国家恐怖主义镇压社会运动。在墨西哥，1993年竖起纪念碑，纪念1968年在特莱特洛克广场被杀害的抗议者。爱德华多·瓦尔（Eduardo Valle），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墨西哥学生领袖忆昔当年说：“68是自由运动的时刻，是我们对自己坚信的抽象理念的实践；那使我们有自我实现感，在街头面对权力的快感，及智识快感。”尽管参与这场运动的女性只是小部分，也令女性被平等对待，摆脱家庭生活约束与传统性别角色，使得很多女性脱胎换骨，对于性别意识与社会参与都有更明晰的理解与行动。 在学者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看来，1968年的核心理想是“知识分子与工人抗争的结合”。墨西哥的学生深入工厂、市场、广场等地向普通民众宣传及与他们交流。政治学与哲学术语不再是与大众交流的障碍与不信任的高墙，知识分子学会调整思维与语汇，寻找清晰易懂的共同语言：学生试图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语言具体化，工人表达日常现实困境与具体问题，恐惧和贫困。他们都意识到：“只有团结/武装的人民才能推翻独裁统治”。如罗斯所言：“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克服社会阶级边界也是一种乐趣”。拉美的经验不但超越阶级，也超越代际。如乌拉圭的高中生开始阅读与辩论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 b. 1940）与“依附理论”。这些跨越社会藩篱的平等沟通与交流，及集体政治经验，并非新自由主义时代消费主义的个人欲望表达，而是基于共同理想的同志情谊，团结的温暖和安全感。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认同“新人”：朴素，无产阶级化，摒弃小资产阶级习气（乌拉圭甚至出现新词汇“pequebu”来描述“小资产阶级”）。美国作家保罗·柏曼（Paul Berman）认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倾向左翼、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源于一种道德焦虑：在一个满是苦难的世界享有特权。中上层年轻人站在被压迫的民众一边。”社会理论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1968年抗议的政治、历史本质及全球性属性，年轻知识分子质疑等级分化的社会与政治关系。 尽管如此，“1968”在拉丁美洲并非一个历史的节点，因为于拉美人民而言，反新旧殖民与反资本主义霸权的抗争是不断起伏的历史浪潮。1959年古巴革命后，拉美各国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出现于智利、巴西、秘鲁、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等国，而至1989年柏林墙倒掉与所谓“冷战”结束，即使部分拉美国家逐渐自军事独裁政权过渡到“民主化”，其根本问题如新殖民主义与贫富分化并无好转，而拉美内外的讨论却经历了保守右翼转向。1959至1989的三十年间，电影在拉美不再仅仅是工业和娱乐产品，而与社会、历史间有更为复杂的互动。 一. 阿根廷，“第三电影”（Third Cinema）与“新殖民主义” 阿根廷历经1955、1962年军事政变，至1966年，贝隆主义政党被禁，政治环境对进步知识分子和电影实践者更为严苛。纪录片（或“论文电影”）《燃火时刻》（Hora de los hornos，1966-1968）是“解放电影小组”（the grupo cine liberacion）的产物。小组主要成员为奥克塔维奥·赫蒂诺（Octavio Getino）与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1969年他们共同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第三电影宣言”（“朝向第三电影”/Hacia un tercer cine），以西班牙语首发于古巴的《三大洲》杂志，为整个电影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电影作为集体创作的政治干预形式。他们认为纪录片是一种社会分析与促进政治变革的电影形式，是革命电影创作的主要基础。这一宣言不仅意图促成银幕影像变化，也试图改变被商业电影运作模式边缘化的影像在拉美的发行与放映方式，在资本主义垄断之外寻求空间。 在“解放电影小组”与“第三电影宣言”之前，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比利（Fernando Birri, 1925-2017）就已认为电影教育对培养新的独立的阿根廷电影至关重要。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对“发展”的执迷及欧美对拉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态度、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体系，都需要被揭示和阐明。比利1962年创办Santa Fe纪录片学校，拍摄工人阶级的电影。他认为拉美人民需要的电影应阐明事理、令他们觉醒：在本国层面反寡头政治与反资产阶级，国际层面要反殖与反帝。电影应该表达当时阿根廷的状况：半殖民主义，欠发达。不发达的原因众所周知：内在与外在的殖民主义。拉美文化工作者应该为人民创造新艺术与新电影，从而创造新人、新社会与新历史。学校的第一部社会写实纪录片为《给一毛钱》（Tire dié/ Throw Us a Dime，导演：费尔南多·比利，1960，33分钟），第一部剧情片为《水灾》（los inundados，1961）。他们的口号是：“写实、批判、通俗”。比利认为，低成本电影会变技术限制为新的表达可能，比如流动放映队。电影工作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城乡劳动阶层的观众拍片，要拍摄关于真实人民的电影，最基本的目标是讲人民的语言，因为拉美诸国普通民众识字率低是不争的现实。社会纪录片与写实批判通俗电影具有革命功能，体现人民的价值：劳动、力量、抗争、理想。这些电影的结果与动机是知识与觉悟，只有对现实觉醒，才可能提出问题及改进。 (责任编辑：波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