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第三电影”与拉丁美洲三十年的“燃火时刻”(8)
时间:2018-12-24 12:12 来源:百度新闻 作者:巧天工 点击:次
| 1970年，深受古兹曼与智利大众爱戴的社会主义者民选总统阿连德曾呼吁智利电影工作者为智利人民拍摄并非被统治阶层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电影，同时也对抗美国电影独占智利银幕的状况。在智利知识分子与大众看来，智利的新电影担负着“民族解放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证明着他们的文化与政治身份，“因为历史需要，必须是革命艺术”。“革命的”意味着艺术家与人民因共同目标——解放——而团结起来。人民是行动发起者及最终真正的创造者，而电影导演是他们交流的促成者。 自十九世纪起，智利在拉美有提供政治避难的漫长历史，1971年一份报告称智利为“左派的麦加”，用格瓦拉的话说：“在以死相拼的抗争中没有边界”。1964年美国政府首肯的巴西军事政变颠覆倾向左派的政府，镇压工农运动，一部分被独裁者迫害的政治运动者和知识分子流亡智利与乌拉圭。1968年，巴西独裁者镇压更为严酷，又一波逃亡浪潮。至1973年，已有约1200位巴西流亡者在智利避难。这种基于共同政治理念（反帝反殖）的区域团结与同志情谊有国际主义色彩，尽管他们也许思想背景各异：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毛主义、天主教、民族主义、马列主义等。他们认为面临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右翼独裁政权（巴西政府甚至向拉美各国右翼政府传输酷刑技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革命团结不再是一个原则，而成为客观需要。 各国避难者视智利为“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室”，有的加入工人队伍参加体力劳动，希望能与大众有更密切接触，以实现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乌拉圭的左翼都市游击组织Tupamaros（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也有不少成员经过智利。因拉美各国流亡人士太多，在圣地亚哥的三十所房子已容纳不下，他们在安第斯山上搭帐篷，二、三十人住一顶帐篷，这些年轻的都市社会运动者因而有了无产阶级化的实验，过着艰苦朴素、与世隔绝的山地生活。乌拉圭作家费尔南多·布塔佐尼（Fernando Butazzoni）描述这种经验如“军事训练营与嬉皮社区的结合物，一种格瓦拉式的伍德斯托克”。1973年，他们在智利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 del Mar）开会自我批评、总结游击战失败教训。流亡智利的经验第一次给拉美各国左派人士提供了一个会面、相互了解、交流经验的机会，搭建起贯通整个拉美的人际网络。1966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战时，67位参与者几乎是拉美团结纵队：来自阿根廷、巴西、秘鲁、哥伦比亚，也有智利人直接参与或在后方提供资源支持，包括阿连德的女儿比亚特丽斯·阿连德（Beatriz Allende）。在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这些进步人士不得不逃离智利，寻找其他避难所，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三年后阿根廷右翼军事政变之血腥镇压又迫使他们继续逃亡。 除了电影与政治，六、七十年代，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也成为南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中心。智利的左翼开明政治环境吸引拉美甚至欧洲北美的知识分子，包括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的逃避本国军事独裁政权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吸引更多拉美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政府支持，在智利有更多研究、思考与言论空间。当时有影响的社会政治专著之一为巴西社会学家、政治家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b. 1931，1995-2002年任巴西总统）政治流亡期间所写的《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分析批判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技术渗透导致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及限制发展中国家自给发展的空间，并加重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困。“依附理论”在1949年即已被提出与论述，在六、七十年代的拉美有强烈回声。任教于智利大学的德裔美国经济史家与社会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1967年以英文出版《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一书，揭示资本主义体系历史发展中所谓边缘地区被剥削造成低度发展导致阶层与地区、国家间贫富差距。四个世纪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的剥削造成“依赖”，阻隔他们独立发展空间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本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解放不发达的本国经济和人民，他们不过是跨国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或合伙人，只关注切身相关的利益交换与输送。要打破这种依赖，唯一的方式是社会主义革命，依靠与中心没有利益瓜葛的大众，使得社会财富可以更公平地再分配，通过国家和区域力量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不依赖跨国财团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此书在南美大陆有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另一位“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人物、当时也流亡智利的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1936-2018）于1969年在圣地亚哥出版《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依赖的新面孔与拉美困境》（Socialismo o Fascismo, el nuevo caracter de la dependencia y el dilemma latinoamericano），成为他最有政治影响的著作。他认为拉美政治左翼的激进化不可避免，因为在当前政治经济危机中拉美资本主义能继续生存的唯一方式是寻求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这也是“依附”的新形式之必然产物，由经济的跨国结构过程决定的。这一过程将逐渐毁灭民族资本主义及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代表其利益的政权。由于依附性发展的结构性局限及社会政治危机中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政治局限和不同革命条件，会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他的论述在智利成为现实，由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到皮诺切特的法西斯主义。 (责任编辑：波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