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第三电影”与拉丁美洲三十年的“燃火时刻”(4)
时间:2018-12-24 12:12 来源:百度新闻 作者:巧天工 点击:次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政治与思想背景下,《燃火时刻》这一史诗性纪录片被视为 “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典范”。片名引自切·格瓦拉1967年最后的公开声明“致三大洲同胞书”:“这是燃火的时刻,我们看见的是光”。题词作者何塞·马丁,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民族英雄。此处有双重指涉:一位反抗西班牙殖民者而死的革命者与一位刚刚因反抗新殖民主义而死的革命者,鼓励观者联系当代解放抗争与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影片通过具有革命性的表现形式清晰表达思想,以画面、字幕、解说交迭呈现对社会运动与工人、农民的关注(如六十年代工会领导的阿根廷工人占领工厂运动及各种进步学生运动等),及对观者阐释重要概念与话语系统如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寡头政治等等。美国电影学者罗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认为《燃火时刻》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自其利用电影这一媒介的具体可感性视听化抽象概念的能力,使之清晰易懂。如“寡头政治”的抽象性被五十个家族掌控阿根廷财富的镜头解释得清楚无误;而至关重要的词条“新殖民主义”通过照片蒙太奇来图解,解说者的口气略带嘲讽:“拉美人民的独立从一开始就被背叛了。背叛来自港口城市做出口生意的精英们……英格兰取代了西班牙,控制了整个拉美大陆。放贷者达到了军队无法征服的地步。我们用毛换来了布;用肉和毛皮换来了三角钢琴。出口农产品的资产阶级成为欧洲工业的农业附庸。在拉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形式的垄断:通过本土资产阶级的殖民生意出口。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诞生”。阿根廷精英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勾结则以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镜头、嘲讽语调和美式流行音乐强调。阿根廷工人辛勤劳动,却无法买得起自己加工的肉类,每天仍被各种美式消费品广告轰炸。影片展示工人占领工厂的镜头,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自己劳动的所有者,才能获得尊严。影片也引用其他影片中镜头,如社会批判纪录片《给一毛钱》中,一群贫困绝望的孩童沿着铁路追赶火车,指望冷漠的乘客能扔几个硬币下来——这也是第一部“拉丁美洲贫困影像纪录社会调查”。 《燃火时刻》更是一部立场鲜明的“论文电影”——1969年,赫蒂诺与索拉纳斯发表“第三电影宣言”这一年,“论文电影”这一概念真正确立起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纪录片,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被认为是一种实现革命的、反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电影实践的优越形式。《燃火时刻》起始即以字幕呈现有力引述反殖革命家与思想家名言警句,如法农、萨特、格瓦拉、何塞·马丁、卡斯特罗、毛泽东等,从革命理论到运动实践、从阿根廷到整个拉美乃至“第三世界”、从具体影像到抽象概念,深入浅出,思辨与情感交融。影片分为彼此关联的三部分:“新殖民主义与暴力”、“解放的时代”、“暴力与解放”。阐明系统性的政治暴力:在过去二十届阿根廷政府中,有十七个因选举造假或军事政变而掌权,国家机器各种暴力规训惩戒机构以监狱、装甲车、轰炸机等影像呈现。文化与教育暴力在于统治者对占人口比例极高的文盲率无所作为,从而控制民众思想。意识形态暴力体现于大众媒体的娱乐化、庸俗化、去政治化。在新殖民主义下,暴力、犯罪、毁灭要么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要么被粉饰为“和平、秩序、正常”。“将怪物打扮为美好之物”,不但在拉美、非洲、越南发生,也出现于美国内部。影片呼吁拉美乃至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与民众发明新的语汇、理论与美学,全方位反思与抵抗新殖民主义霸权。 《燃火时刻》中“寡头政治”的抽象性被五十个家族掌控阿根廷财富的镜头解释得清楚无误;而至关重要的词条“新殖民主义”通过照片蒙太奇来图解,解说者的口气略带嘲讽:“拉美人民的独立从一开始就被背叛了。背叛来自港口城市做出口生意的精英们……英格兰取代了西班牙,控制了整个拉美大陆。放贷者达到了军队无法征服的地步。我们用毛换来了布;用肉和毛皮换来了三角钢琴。出口农产品的资产阶级成为欧洲工业的农业附庸。在拉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形式的垄断:通过本土资产阶级的殖民生意出口。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诞生”。 《燃火时刻》重申被国内外当权者镇压的大众暴力反抗是积极抵抗结构化恐怖霸权的暴力系统的方式。解放要通过革命暴力来实现,且一国的革命要与国际革命结合才能实现,因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国际系统,要通过国际斗争来击败它”。此种理想超越了索拉纳斯支持的“贝隆主义”(他认为贝隆主义提供一种民族社会主义的可能,这种“民族方式”如不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但此时贝隆摇摆在不同派别之间。传统左派认为贝隆是民粹主义者和擅长煽动的领导者,有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他1960年代到1973年流亡在军事独裁者弗朗哥掌权的西班牙也可说明一二)。而且采取暴力乃出于自卫,因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加强对拉美各国事务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军事干预,因此“武器在今天是最有效的政治语言”,不同形式的非暴力反抗无济于事,失败于国家机器强大的压迫力量。如神父Juan Carlos Saparodi的“解放神学”所言:“暴力关于真相与诚恳。武装革命的价值在于揭示真相。只有伪善者才会反对被压迫者的暴力。一个人剥削别人时已注入仇恨。抵抗这种毁灭性的仇恨力量,除了对暴力的爱,别无他途。这种有暴力之爱的战士本质上是爱真理的高尚形式。” 格瓦拉便是这样用革命暴力反抗新殖民主义并为之牺牲的战士。在《燃火时刻》第80分钟处,出现格瓦拉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害后,民众悼念与西方记者拍照的黑白无声影像(从电视画面截取)。之后是被杀害后的格瓦拉的照片特写,长达三分钟里,他的眼睛凝视着观众,伴以激越的、愈发急促的鼓声及解说:“对为解放抗争而死的人来说,死亡不再是结束。它成为一种解放的行动,一种战利品。选择自己死的人,也选择了自己的生。他已成为生命与解放本身。在他的革命行动中,这位拉丁美洲人找到他的存在”。格瓦拉之死震荡了拉美大陆乃至全世界,他成为一个革命神话,影像无处不在。1968年5月,秘鲁的小学生唱着歌谣:“一把刀,一个匙,切·格瓦拉万岁!” 流通于巴西的照片称他为“我们时代的圣人”。此时,巴西与阿根廷的乡村游击队组织也转向城市,但右翼势力强大,残酷镇压,至1970年代中期,拉美各国都被军事独裁势力统治,经济政策偏向于本地精英与外国资本(主要来自美国的投资)。中美洲则不断卷入内战。进步电影导演有些失踪,有些被迫流亡海外,包括后文中将会提到的智利导演帕特西奥·古兹曼 (Patricio Guzmán)。 (责任编辑:波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