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第三电影”与拉丁美洲三十年的“燃火时刻”(7)
时间:2018-12-24 12:12 来源:百度新闻 作者:巧天工 点击:次
| 冷战背景中，古巴革命在华盛顿鼻子底下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对拉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精神乃至电影都影响深远，成为这个区域自美国帝国主义导致的经济与文化贫困中解放出来的有力榜样。也成为关键事件给拉美其他国家的进步力量造成压力：不要仅口头革命，要开始行动，总结有颠覆资产阶级体系潜质的左派理论（关于新殖民主义“依附”理论蓬勃兴盛，下一段将展开讨论）。古巴也被格瓦拉描述为“有节日精神（pachange）的社会主义”。古巴小国在资本上曾极度依赖美国，通过大众革命，在五年内极快提高了民众识字率并降低了贫困率，资源更丰富的大国如阿根廷和巴西为何不能？1960年代古巴社会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也使得拉美导演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定位、角色、职能与意义，纪录社会变化或以电影促进社会变革，苏珊娜·皮克（Zuzana Pick）指出，拉美导演忽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纪录片：它不仅是现实的目击者，也是分析及改变现实的工具。 欧洲知识分子眼中拉美电影的繁荣以巴西与古巴为代表。古巴电影条件更佳，革命胜利后建立电影学院ICAIC，对拉美新电影提供各种支持。在此，政治运动、理论思考与电影创作彼此关联。古巴电影工作者更接近葛兰西对社会与革命过程中主观因素的理解，也认同葛兰西的观点，即知识分子不要自以为是，而是认同大众并试图表达他们的诉求。古巴导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兹每周制作新闻纪录片，赋予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库里肖夫、维尔托夫等的实验与蒙太奇风格以新的意义，如《此刻》（Now!/Teraz!，1965）将美国照片与流行音乐重新剪辑而产生碰撞与嘲讽意味，批判美国针对民权运动参与者尤其非裔的军警暴力。反殖、反帝、反拉美军事独裁、反越战，都成为当时常见题材。原本无电影工业的哥伦比亚也出现进步纪录电影，使用8毫米或16毫米，内容与农民、工人与普罗大众相关，使得电影走向民众，批评性地将隐藏的社会结构去神秘化，并揭示被官方新闻和电影导演扭曲和忽略的现实。 革命的六十年代，纪录片在拉美电影的自我发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西奥·古兹曼说：“没有纪录电影的国家如没有相册的家庭”。他终其一生，都在以纪录片为智利这个国家的历史、尤其1973年民选总统阿连德被害、美国CIA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及独裁统治前后的创伤历史造像。古兹曼著名的纪录片三部曲《智利之战》（La batalla de Chile/The Battle of Chile, Chile-Cuba, 1975-1979）即直接涉及这段历史，这一时期也标志着新拉美电影激进时期的终结。街头拍摄中，阿根廷摄影师Leonard Hendrickson被右翼军人枪杀，影片收入了他被害之前拍下的影像。《智利之战》中有现场观察，有调查、报导、访谈，有政治分析，全面深入。军事政变后，古兹曼冒着生命危险将素材偷运出智利，流亡欧洲，接受古巴电影学院领导人物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邀请来到到哈瓦那，由提出“不完美电影”的埃斯皮诺萨帮助剪辑。影片结构与《燃火时刻》一样（《燃火时刻》曾在古巴广泛上映和讨论），也分为三部分。尽管在智利的政治与经济战斗失败了，置身古巴令古兹曼意识到在智利人心中意识形态战争还在持续。这些影像成为历史的目击证词，然而影片从未在智利上映。古兹曼流亡欧洲多年，直到1997年返回智利拍摄《智利不会忘记》，之后还有《皮诺切特事件》（2001）、《萨尔瓦多·阿连德》（2004）、《故乡之光》（2010）与《珍珠纽扣》（2015）。
智利试图通过民主选举实现社会主义，走与古巴革命不同的道路，然而，在国内外右翼势力的军事干预下，遭到挫败。阿根廷1973年选举时，贝隆回归，阿根廷民众以为新的历史时刻到来，兴奋呼喊：“阿连德与贝隆在一起，如一人”（together as one）！《今日智利》甚至乐观地预言“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哈瓦那，新轴心”。然而，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军事政变中有外国左翼人士被处决，大批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阿根廷人通过外交庇护逃离智利。政变后三个月内一千多人被害及“失踪”，之后更多人遭受酷刑、虐待、牢狱、处决。阿连德政府“改良”幻觉的失败，也证实在当时的拉美，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之路不可行。智利导演古兹曼在访谈中提到：“智利社会中上层与外国利益结合，阿连德政府与左派试图约束这种右翼势力膨胀”。本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合流，皮诺切特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劳动大众处在另一端，而外国利益集团资助的大众媒体煽动中产阶级（军队、甚至一部分无产阶级，包括铜矿工人）投向了前者。《智利之战》第三部分关于民众自发组织合作社的力量与觉醒的程度，这些发生在军事政变之前，古兹曼将其放在最后段落，重现想像政变只是历史过程中的暂时倒退，呼吁未来时代的人们捡拾起前人留下的精神遗产，继续前行。革命的希望转向阿根廷，然而，1976年，阿根廷也发生右翼军事政变，开始了更严酷的镇压。 拉美电影学者安娜·洛佩兹（Ana M. Lopez）认为《智利之战》最重要的叙事手法是使用连续镜头与长镜头，与《燃火时刻》及大多数政治性纪录片通过蒙太奇手法强调论点不同，古兹曼组织与构建对当时智利历史时刻社会政治事件的归纳性阅读。长镜头这种美学选择对拍摄过程统筹设计有很高要求，古兹曼作为摄影师Jorge Muller的“外围眼睛”，环视事件环境，预计将要发生的情形，提示他使用某些摄影机运动（橫摇、上下摇、高角度等），更像剧情片拍摄手法。在公园采访女工，先是她的面部特写，然后摄影机后退，展现她衣服上的镰刀斧头标志。她语气诚恳，态度乐观，是动人的劳动者形象。另一场景中，采访一位中产阶级家庭女性，摄影机后移，展现室内环境，可感受到拍摄者与此人物与空间无情感连接，室内的拥挤摆设似乎呼应主人过剩与肤浅的政治立场。 五. 智利、“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与中国 (责任编辑：波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