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第三电影”与拉丁美洲三十年的“燃火时刻”(9)
时间:2018-12-24 12:12 来源:百度新闻 作者:巧天工 点击:次
| “依附”理论另一位先行者，出生于巴塞罗那的巴西社会学家马里尼在他的书《不发达与革命》（subdesarrollo y revolucion，1969年于墨西哥出版）中提出“过度剥削理论”（theory of overexploitation），即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依附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边缘国家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地过度剥削。他主张革命的大陆性，呼吁依附型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时一份在左翼人士中影响深远的《今日智利》（Chile hoy）杂志也对这些理念的探讨与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试图面向广大民众。由智利社会学家、新闻记者与社会运动参与者Marta Harnecker（b. 1937）主编，她曾在巴黎随阿尔都塞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更深入了解毛主义。她宣称： “我所有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是教育性的”。她的写作帮助厘清理解马列主义的脉络：率先将阿尔都塞著作译为西班牙语，也于1968年出版通俗小册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阐释基本概念理论和组织抗争方式。至1971年，此书已出到第七版。她也质疑法国结构主义影响，更推崇葛兰西的历史主义传统。Harnecker在智利军事政变后到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庇护，流亡古巴，至今仍在写作，2015年出版《建设一个世界》（A World to Build）一书 。 如古巴革命对拉美的激励，毛主义在拉美的传播与影响也成为反抗“依附”的行动。学者Megan M. Ferry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介入左翼政治的智利朋友回忆七十年代他还是学生时，很多人家墙上都挂着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海报。人们微笑满足的面孔，鼓舞他们的想像与左翼认同：既然中国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可能，智利人也不应放弃抗争和希望。这些中国的革命图景六、七十年代在全球的流通，在各国本土革命的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毛主义政治小组出现在尼泊尔、印度、伊朗、秘鲁、墨西哥等地。中国的政治化影像及背后的政治讯息通过视觉宣传画“全球化”，为跨国毛主义提供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空间。接受者将革命的抽象视觉化转化为可以提供拉美社会变革的需要，如反抗在拉美土地剥削拉美人民的美国资本家的企业。 1955年万隆会议奠定了“第三世界”国家与人民为民族解放抗争的基调。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说：“中国人民在所有被压迫民族的经验中看到自己的昨天”。1960年，“中拉友谊协会”成立，成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联合前线，通过广播、书报、杂志（如《中国画报》）、电影等媒介进行文化交流与“人民外交”。由各国各界人士组成的拉美文化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回国后发表大量旅行笔记与照片——半个世纪后，哥伦比亚导演路易·奥斯皮纳 （Luis Ospina）关于左翼艺术家与革命者佩德罗·曼里克·菲格罗亚（Pedro Manrique Figueroa）的“伪纪录片”《纸老虎》（2007）涉及这些影像资料。五十年代末，关于中国的西语广播与期刊在拉美流通，这些中国政府办的西语杂志支持各国的反美斗争，如1965年关于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内容；1967年，支持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抗美斗争。也有中国戏曲与杂技团访问演出、艺术展览，宣传新中国独立、友善、自力更生、支持和平、反对侵略暴力。对于深陷新旧殖民主义剥削的拉美人民来说，成为激励力量。七十年代，秘鲁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拥抱毛主义，因为毛泽东对都市的批判与秘鲁城市对劳工的严酷剥削相关。 毛主义深刻影响到哥伦比亚与秘鲁的政治运动。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shining path）领导者古兹曼（Abimael Guzman）原为教育学教授，1958年加入秘鲁共产党，深受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影响，追随者多为知识分子与学生。古兹曼于1965和1967年到中国学习政治理论。他试图在秘鲁建设人民公社，人们集体劳动，公平分配，修建完备的基础设施，准备武装斗争，建设一个新社会。也有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领导者在中国和朝鲜受训练。他们通过思考与实践，确立起更广泛的、超越民族文化的无产阶级身份，及有共同奋斗目标的革命身份。他们秉持“反帝、自力更生”的理念，认为 “我们是历史的主人”，有责任组织武装反抗新殖民霸权。
在拉美与全球的政治环境下，拉美左翼试图以人民战争与社会主义摆脱帝国主义影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他们反抗封建式农业经济形态，建设农业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城市工业，这一点与中国革命实践有相似之处。1973至1979年，在墨西哥中南部的莫雷洛斯（Moleros）州，梅德拉诺（Florencio Medrano）领导农村大众进行的武装斗争与争取土地所有权、经济发展也深受中国革命实践影响。梅德拉诺为“美洲无产阶级联合党”（Partido Proletario Unido de America/PPUA）领导人，出身穷苦农夫家庭，他1969年在中国学习半年政治理论课程，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其改变拉美现状的价值，回到墨西哥后建立农村大学系统，在农村传播左派理论，结合教育与劳动。他合作支持墨西哥城与库埃纳瓦卡的针对年轻人的“红色星期天”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讨论及其他劳工项目。 六. “第三电影”继承者 提出“第三电影”的阿根廷导演索拉纳斯1976年政变后流亡巴黎，1983年返回阿根廷，继续拍片及参与社会运动，尤其反对新自由主义政府将能源产业私有化的抗争。索拉纳斯2004年制作了纪录片《洗劫回忆录》（Social Genocide），延续《燃火时刻》主题，批判阿根廷金融财政长期依赖欧美银行和财团，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崇自由市场，进一步加重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在一个物产丰饶的国家，竟有大量因饥饿而死和营养不良的儿童。“金融危机”后阿根廷经济的萧条或许影响很多普通民众的生计、信心和认同感，但并未影响到社会上层的奢靡享乐。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索拉纳斯一起发表“第三电影”宣言的赫蒂诺于1976年政变后逃离阿根廷，此后六年在秘鲁一所大学任教。1982至1988年间在墨西哥政治避难，1988年回到阿根廷。他呼吁正视国际媒体市场的新帝国主义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拉美工业与工人的影响，也呼吁支持和保护工会。他试图更新早期左派知识分子的反帝、反资、地区团结话语，保护民族电影作为第三世界表达的“解放”。1973年赫蒂诺与索拉纳斯合著的书《电影，文化与去殖民化》为拉美大学电影研究的重要文本。他又在1990年出版《电影与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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